《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11月17日下午1点30分,《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第三教学楼如期举行,本次研讨会秉着开放包容,自由讨论的宗旨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参与投稿,学术氛围浓烈。由于征文投稿人数较多,本次论坛分为七个分会场,每个会场都有相应的研讨主题,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第一分会场:
《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第一分会场位于第三教学楼3101教室。本场研讨的主题是“商业银行”,会议由江西财经大学黄飞鸣博士主持。 首先,王星宇博士宣讲了论文“银行异质、存款保险制度与风险承担效应—来自中国187家商业银行的经验数据”,文章以中国18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为样本针对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承担效应与不同特质的银行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得出:总体而言,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并未显著增加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存款保险制度引入后内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外资银行;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小银行;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上市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非上市银行。研究结论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仅从整体层面讨论这一影响并不全面,因为不同特质银行会做出不同应对。在讨论环节,我校黄飞鸣教授提出对于变量的分组可以更细化,界限更明显,以及考察资本充足率与风险之间关系的建议,并且也有学生提议可以进一步研究资本充足率差异的来源。
陈西婵副教授宣讲了论文“证监会处罚与银行债务融资期限结构”,文章系统考察了证监会处罚对公司银行借款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受证监会处罚后,银行表现出“惜贷”现象,其短期债务融资占比会显著上升,且截面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供应链上议价能力较低、前期经营风险较大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表现的更突出,而在获得债券发行、配股和增发公开市场再融资的企业中表现不突出。我校黄飞鸣教授在讨论中认为,可以使用更详细的信贷数据、考察上市公司违规程度对银行借款期限结构影响展开分析,有学生建议可以从探究商业银行行为与证监会监管之间的关联性对论文进行拓展。
黄飞鸣博士宣讲了论文“影子银行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收益还是风险?”,以50家代表性商业银行2007–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给自身风险与收益所带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银子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之间是非线性的倒U关系,具有阈值效应;中小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更能显著促进其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会显著增加其违约风险,对中小银行更是如此。在讨论中,同学建议可以从影子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影响的具体影响机制和渠道等方面进一步分探究。
黄帆帆研究生宣讲了论文“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基于北京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山大学CLDS数据库”,文章采用Probit 模型和Logit 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成为个体经营者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对农村劳动力成为雇主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在35岁以上的、女性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活动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其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拓展传统金融的服务边界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在讨论过程中,陈西婵副教授提议可以尝试使用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市级层面数据对文章进行相关的研究。
第二分会场:
《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第二分会场位于第三教学楼3102教室。本场研讨的主题是“政治经济学”,会议由江西财经大学周闯博士主持。 首先潜力教授宣讲了论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违约风险研究”。文章认为,专项债违约风险与到期本息和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密切相关,发债规模越高,到期期限越短,可偿债收入越低,信用风险越高。宣讲结束后台下听众也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校金融学院周闯老师认为可以关注一下湖南的再融资违约的变化情况和引发此现象的原因。
陈松硕士主讲“市场化改革、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与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省级政府城投债发行的经验证据”。文章认为,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大规模融资会显著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微观企业的信贷投量,进而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其中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显著大于国有企业。
杨超博士宣讲的论文内容是“政府搬迁推高土地价格了吗?——基于微观土地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认为政府搬迁对城市整体土地价格没有显著影响,只影响迁入地区的地价,政府搬迁将推高迁出区域的地价,并且政府搬迁对该城市其它区域地价没有显著影响。
周闯博士主讲的内容是“房产税改革、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文章提出从长期来看,全面征收房产税是一把“双刃剑”,实施具有免征优惠政策的房产税改革方案能较好地克服现在存在的困难,并且基于上述分析,周闯老师提出了3个关于中国未来的房产税改革应重点把握的方面。
彭飞博士的论文题目是“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Can China’s export and investment promote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the Belt-Road countries?”。该论文研究了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复杂性的影响,特别是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影响。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的积极影响要大得多,而且意义更大。
本次研讨会的所有论文都引发了观众的积极讨论,学术气氛十分浓烈。
第三分会场:
《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第三分会场位于第三教学楼3104教室。本场研讨的主题是“金融政策”,会议由江西财经大学高祥博士主持。 吕江林、郭珺莹 《央行数字货币的宏观经济与金融效应研究》 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商业银行及中央银行四部门的DSGE模型,并且进行仿真模拟,来探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对我国宏观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一、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较大波动,但会对央行净资产等若干重要金融变量产生较大影响;二、央行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作为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其与常备借贷便利可形成利率走廊机制;三、在利率走廊机制下,受到负向生产技术冲击后,商业银行存款亦即流动性下降幅度较大。
荆中博、王羚睿、方意《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中国房地产企业投资的逆周期性》 作者构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投融资决策,特别是对房地产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下四个结论: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房地产企业短期融资和长期融资的规模。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长期融资渠道显著降低房地产企业的实体投资规模,对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不同类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不同金融投资度量指标进行研究的结果与基本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渠道和实物期权渠道提高房地产企业投资长期股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规模。 问题:经济政策不确定主要指哪些方面? 答:主要是从报纸中筛选有关经济、动荡等关键名词来构造一个指数,指数越高,越能说明政策的颁布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胡援成、张朝洋 《宏观审慎政策的微观实体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微观企业活动的影响。探讨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融资变动的影响。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销售和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特征和不同信誉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新实施一项宏观审慎政策会使较小的企业、较年轻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融资增速出现更明显的下降,且对财务杠杆高、盈利能力强、偿债能力弱等风险更大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研究还发现,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后,企业投资和销售增速会下降,且较小企业、较年轻企业和民营企业会出现更低的投资和销售增长。 问题: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区别? 答:虽然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在政策工具方面有重叠,但是宏观审慎侧重于宏观层面的考察,特别是跟央行基础职能相关的指标,是央行能够直接把控的政策工具。
彭玉镏,康文茹《后危机时代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及影响因素研究》指出我国外汇风险暴露研究的理论研究欠缺、研究量和深度不够,实证研究也只是停留在静态研究上,对非对称性、滞后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欠缺,且在行业研究上,欠深入分析。而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制造业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因此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采用滚动回归和岭回归法,采用Fama-French(1993)的三因子模型研究外汇风险暴露,对2010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我国制造业外汇风险暴露进行研究。通过数据的采集和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结果的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熊市降低了外汇风险暴露水平,外汇风险暴露具有非对称性,且呈动态变化,即升贬值对公司价值影响处于变化中;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大、双向波动降低了外汇风险暴露水平;竞争力对制造业各子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水平有显著影响,同时贸易进出口结构、国际贸易地位、垄断性、行业周期性对外汇风险暴露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的本身特征变量规模、账面市值比对外汇风险暴露有显著影响。因此,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国际贸易定价权,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助于降低外汇风险暴露。
高祥《The effects of National Fundamental Factors on Regional House Prices: A Factor-augmented VAR Analysis》指出自2000年代初以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一直是中国的显著现象。前所未有的房屋市场繁荣引起了权威人士和经济分析师的关注。大量研究记录了“住房泡沫”,以及房屋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少有文献对区域房价中联动的性质和程度进行严格的分析。数据显示房价上涨可能不是全国性现象,基于全国房价平均水平的政策评估可能会产生误导。文章旨在通过共同因素评估国家基本面因素对区域房价走势的影响。 文章利用来自中国30个地区的大型月度数据集,并估算了由伯南克提出的因子增强VAR模型等。因此,构建并检验一个假设,即货币政策、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等国家基本因素可能通过影响共同因素而影响区域房价。在当前模型中,跨地区异质性的反映方式是对国家基本面的冲击会影响共同因素,而共同因素的变化又会通过每个区域的因素负荷系数来影响区域房价。受中国各地区房价增长率异质性的影响,文章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国家基本因素对通过共同因素影响区域房价走势的重要性。 实证结果表明,货币冲击(R和M2)可以显着影响区域房价,但各个区域的差异很大。货币冲击(R和M2)在某些地区的影响非常大,而在其他地区则非常弱。这证实了这样的推论,即仅基于全国房价平均水平的分析可能会产生误导。此外,作者发现利率和M2的影响是不同的。利率冲击可主要影响房价增长率高的发达地区的房价,而M2冲击可主要影响地理和经济邻近地区的房价。这表明,利率的影响在推动中国房价上涨方面比M2重要得多。然而,冲激响应分析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率对区域房价的波动产生影响。这表明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率可能不是中国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跨地区货币冲击的不同影响意味着,仅基于国家房价指标,政策制定和评估会产生误导。此外,文章结果也显示,政策制定者可以设计收缩性货币政策,以抑制房价高增长率地区的过热房价。 现场学者提问,因为房价受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比如说限购,有些地区受到限制的影响,整个宏观层面建设下来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的限制,那么作者有没有考虑到地区层面的一些因素。作者指出,文章考虑了五个地区因素,历史房价、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地区的贷款、出口、地区的CPI,然后抽取共同因子。学者继续提问作者,文章提到季度GDP算成月度GDP,但是GDP会涉及到调整,月度、季度甚至年度,没有经过调整的GDP和经过调整的GDP指数差别是很大的,作者指出这并非指数,这是实际数据,参考外国一篇论文的方法将中国的季度GDP换算成月度的GDP。另一学者指出如果用M2的话地方属性是不是差点。作者指出,这正是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通过一个新型的模型,研究中国房价增速并不是全国的经济变量决定,而是地区的经济特色来决定。
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工作三大任务就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以及促进金融改革。在17 、18年的时候,作者个人判断这段时期其实特别危险。而现在经过了18、19年,一些风险被释放出来,比如包商银行、盛京银行及安邦金融(现改名大家)的风险暴露。而现在资金空转、监管套利、资金脱实向虚等现象比较明显,使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在很大问题。资金空转分为四类:信贷的空转、理财的空转、票据的空转、同业的空转。信贷的空转比如一些银行为了应付银监局的考核,把它的不良贷款转嫁出去,自己另外设置多家公司进行不良的转移;或者先转给另一家银行,而后再接回来。理财的空转是指银行用理财资金和自己进行交易,比如说放贷,但是银监局不允许银行接自己的贷款,所以可能接的就是别的银行的贷款。同业的空转是指银行通过同业业务的操作,不断扩大自己的资产规模,比如说A银行投B银行同业存单,B银行买C银行同业存单,而C银行买A银行同业存单。这样就把自己的资产规模做大。票据的空转类似于信贷的转移,为了规避对授信规模总量监管,然后银行用票据进行资金转移操作,从而规避监管。监管套利比如说资金不能投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公司,其实很多公司不符合贷款要求,然后同过信托、资管公司等多层转移使得资金流向了房地产。资金脱实向虚就是现在过多的资金流向虚拟经济的投资,使得企业资金紧缺,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提出应对策略包括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加强风险防范,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创新等。 学者提问,作者提到同业存单的相互买卖是银行间的共识还是相互协商的结果。作者答道,现在可能就是存在银行间的互投,如果价格高就会有银行买,只要银行不太差。
第四分会场:
《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第四分会场位于第三教学楼3105教室。会议以“金融工程”为研讨主题,主持人为江西财经大学胡志军博士。 首先,武汉大学周洋以“金融知识对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基于资产选择的视角”为题作学术报告,将金融知识划分为基础金融知识和高级金融知识,实证研究金融知识对与家庭财富的影响。实证表明:第一,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家庭财富,这一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纠正以后依然显著;第二,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家庭财富的积累;第三,基础金融知识和高级金融知识的差距均是解释我国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报告结束后,学者们就财富的测度是从存量角度还是增量角度展开了探讨,还讨论了外汇、房地产在本研究中产生的影响。
江西财经大学蒋崇辉作了题为“惯性因子跟踪策略的有效性: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的学术报告。他们考察了不同惯性因子跟踪组合的业绩,并与等权组合业绩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第一,惯性因子跟踪组合可以在保持和等权组合风险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带来比等权组合更高的收益水平和夏普比率;第二,即便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惯性因子跟踪组合仍然能带来更高的净夏普比率;第三,结合上方获利和下方风险控制两个方面看,惯性因子跟踪组合同样也优于等权组合。报告结束后,有学者提出是否能够以夏普比率最大化为目标来测定惯性因子跟踪策略的有效性,与蒋崇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南昌大学涂强楠就“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这个问题进行了学术报告。研究基于我国各省份历年数据,对东、中、西部地区,以及金融发达、欠发达地区进行分组回归,构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指标并以此为门槛变量,运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首先,普惠金融对不同层次维度的制造业影响效果不同,当前主要促进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并对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普惠金融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呈非线性关系,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普惠金融对中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将下降,对高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将会被削弱。报告结束后,相关学者对报告中所提到的中介效应提出了疑问,报告人据此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此外,也有学者建议可通过不同的估计方法来从多角度验证论文总体结论的一致性及需要考虑到模型中所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胡志军此次学术报告题目为“模糊性与横截面股票预期收益率---基于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从实证角度考察模糊性对横截面股票预期收益率的预测能力。首先使用上证综指的5分钟和日收益率数据,测度了我国A股市场的月度模糊性程度,然后考察了模糊性与横截面股票预期收益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A股市场的模糊性程度是时变的,且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基于模糊性载荷构造的五序位投资组合的最高和最低组之间存在显著的平均收益率差异,剔除常见风险后收益率差异仍然存在;模糊敏感性越高的股票其未来收益率也越高;模糊性载荷增加1个标准差,股票年化收益率增加约2.1%。该报告得到了在场学者的一致认可。 东北财经大学张向丽给我们做了题为“羊群行为与系统性风险传染—基于动态混合β测度下的风险溯源视角”的学术报告。该报告基于动态混合β测度的方法度量系统性风险传染,实证考察了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及其叠加羊群对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影响,通过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考察其相应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得出结论:第一,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加剧了企业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水平;第二,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加剧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企业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传染之间的关系;第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有效减弱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和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正相关关系;第四,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减弱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和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正相关关系。报告结束后,报告人与胡志军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关于本文中系统性风险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璐的学术报告题为“网络互联度能解释系统性金融风险吗?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证据”,研究内容为银行网络互联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解释能力。研究发现:第一,短期来看银行网络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长期来看存在相对稳定的无标度网络;第二,金融传染和风险溢出是存在的,即便是在市场正常期,单个银行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往往也会成为整个网络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第三,在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单个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则随着银行网络联入度的增强而降低,这也意味着中国银行系统存在一定的韧性;第四,银行标准网络与银行尾部网络在互联度与中心性有着显著不同,它们的网络结构也十分复杂且并不由地理条件或经济基础所决定。报告结束后,杨璐根据学者们的提问对反映网络互联度的不同指标作出了进一步说明,指出本报告主要是基于收益率测度网络互联度。 此次研讨会对营造了江西财经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展现了江西财经大学对外交流、对外学习的良好形象,对今后的发展进步具有指导意义。
第五分会场:
《财贸经济》征文研讨会分论坛第五分会场位于教学楼3106教室,研讨主题为公司金融,由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邹朋飞老师主持。 第一位上场的主讲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朱玲博士,她讲解的论文是由本人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孔东民两位作者共同撰写的,其题目为《能力还是运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研究》。该篇论文主要讲述了对高管薪酬是否来自于能力还是运气,通过引入具有较强外生性的石油价格变化来克服测度困难,再对大量数据做相关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能源公司高管薪酬与因石油价格驱动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运气成分在高管薪酬中有显著作用;第二,基于运气的薪酬存在不对称性。即石油价格上涨时,高管薪酬因好运气增加的幅度大于石油价格下跌时,高管薪酬因坏运气减少的幅度;第三,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运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更加突出。
第二位上场的主讲人是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学博士刘斌斌,他讲解的论文是由本人、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黄小勇和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武共同撰写,其题目为《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该论文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在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基础上,构建企业层面金融错配程度测算模型并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具体测算,并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严重阻碍企业原始发明创新,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同时,会提高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政府补贴有利于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创新产出和原始发明创新的不利影响,但它对金融错配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缓解金融错配给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产生显著的研发投入“挤入效应”,但它无益于金融错配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外先进技术封锁与国内企业原始发明创新不足、核心竞争力匮乏等多重压力,只有不断激发企业原始发明创新潜力、打破核心技术瓶颈制约,才能真正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从而确保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的真正实现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给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位上场的主讲人是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邹朋飞,他讲解的论文是由本人和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汪涛两名作者共同撰写,其题目为《规范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能有效抑制股价波动么?》。该论文以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回购意见》的发布对A股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回购意见》的发布对于整个A股市场的股票价格波动性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对沪市的抑制作用强于深市,这种抑制作用产生的机制在于《回购意见》的发布激发了公司回购股份的积极性,增加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而这种股份回购行为具有降低股票价格波动性的作用。因此,《回购意见》的发布降低了股份回购公司的股价波动性。
第四位上场的主讲人是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会计学博士王晓亮,他讲解的论文是由本人和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邓可斌两位作者共同撰写,其题目为《董事会性别断层与企业“去杠杆”》。该论文主基于董事会性别断层的视角,以2008-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分析董事会性别断层对企业杠杆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性别断层越大,其越能够促进企业去杠杆;董事会性别断层越大,越有利于降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加快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这说明董事会性别断层有助于企杠杆的同时,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决策效率,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第五位上场的主讲人是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朱密,他讲解的论文是由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中心主任、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峻和本人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菁菁和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胡援成四名作者共同撰写的,其题目为《人力资本的价值:院士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该篇论文主要讲述了基于产学研结合视角,研究院士兼任独董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通过做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院士独董显著增加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而对低价值的非发明专利无显著影响,表明他们能够提升企业核心创新能力,促进实质性创新而非策略性创新:第二,院士独董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来源于研发投入增加,以及研发效率提升两条路径,后者更直接地体现了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专家效应。
最后,主持人邹朋飞副教授上台,宣布此次分论坛活动圆满结束。
第六分会场:
《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第六分会场在第三教学楼3107教室顺利举行。会议以“公司金融”为研讨主题,主持人为江西财经大学胡军博士。 会议上,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张忱作了题为“投资者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吗?”的学术报告。报告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上市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表明上市公司将根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抉择出相应的措施,通过干扰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搜索与发掘进而箝制住负面信息的公开化进程。区别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冲击明显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信息不对称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此外,不论对于民营企业亦或非民营企业,因为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将变得更为明显。有老师提出疑惑,分析中的PSM是基于哪个变量匹配的匹配形式是怎样的?张忱做出了回答。
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陆伦葳作了题为“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基于利他主义的视角”的学术报告,报告提出,“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从而对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公司经营地孔庙现存率越高的地区,企业慈善捐赠越积极,这表明现代化的儒学依然保有传统儒学中利他主义的部分,并且对企业捐赠行为存在重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环境会增强儒家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报告后有老师提出疑问,“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家长制”也是其中一个方面,一个企业的家长是企业实际控制人,所以企业的捐赠积极性也会与企业实际控制人有相关关系,是否应该将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家乡的孔庙现存率也作为一个变量加入模型中呢?陆伦葳回答,模型关于这个方面确实可以改进,将会在会后对这方面进行完善。
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胡军博士做了题为“商誉、企业行为与公司绩效”的学术报告。报告提出,(1)并购商誉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只在第三和第四年出现,本文认为这是由于重大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与补偿期”的存在;(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商誉对企业业绩的负面作用,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企业实现业绩承诺的实现难度;(3)进一步地,我们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承担的财务风险越低的企业,他们的商誉对企业业绩的负面影响显著更强烈,这意味着其实商誉减值反而是公司经营信息及时反映在财报上的一种表现,它增加了市场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理解,这不同于大部分文献将商誉减值看作会计信息质量低下、企业蕴含巨大风险、市场监管不到位的标志。同时证实了倾向于过度投资的企业,其商誉对企业业绩的消极作用是越大的,反映出企业投资效率低下。有老师提出疑问,报告中提到的获得商誉对公司近期有利,对长期不利,其中商誉对企业近期的影响会不会是来自于并购这个行为,而不是商誉,能不能通过一个方法来排除并购的影响再来研究商誉的影响?胡军博士做出回答,商誉事实上是不可单独分开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调整来优化模型,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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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熊浩君作了题为“无控股股东之殇:来自内部人寻租的经验证据”学术报告。报告提出,不存在控股股东时,虽然第二类代理冲突会消失,但这也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第一类代理冲突,它们之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关系。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引发的“掏空”问题是困扰中国上市公司的顽疾。当控股股东消失后,经理的寻租行为是否会更加突出?利用上市公司宣告无控股股东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以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度量寻租,分析了无控股股东对内部人寻租的影响。报告提出没有控股股东和随之而来的内部人控制,会导致更高的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在路径分析上,本文发现内部人控制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信息效应”是影响内部人交 易超额收益的重要途径;内部人控制也会降低审计监督质量,“监督效应”也是内部人控制影响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提出没有控股股东和随之而来的内部人控制,会导致更高的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在路径分析上,本文发现内部人控制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信息效应”是影响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的重要途径;内部人控制也会降低审计监督质量,“监督效应”也是内部人控制影响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的重要途径。有老师提出建议,在模型的主回归中,进行PSM配对会使结果更严谨,还有老师提出模型中的样本数如果能扩充一些会使结果更饱满。熊浩君回答通过其他文献得知当前样本足够分析需要,并表示会后会从这几个方面重新优化模型。
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熊家财博士作了题为“跨国经营与风险管理:基于慈善捐赠视角的分析”的学术报告,报告提出,慈善捐赠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并提升企业业绩,那么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跨国公司是否也会以此做风险管理呢?基于这个问题熊家财博士研究发现跨国经营企业的确会进行更多的对外捐赠。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关系在政府资源稀缺企业(非国企)和知识资源匮乏企业(低创新企业)中更显著,表明跨国企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是出于降低跨国经营风险目的。最后,研究发现跨国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确有助于降低其经营风险并提升企业业绩。该研究结论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了跨国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具体路径,也为我国政府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参考。报告后,熊家财博士与各参会学者就论文中的模型变量设置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分会场六以“公司金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第七分会场:
《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第七分会场位于3301教室,会议以“金融市场”为研讨主题,主持人为江西财经大学甘柳博士。 会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许荣博士作了题为“险资股权投资需要结构性改革吗?——基于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倒U型效应分析”的学术报告。报告提出,实证发现险资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绩效以及估值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效应,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倒U型曲线效应是由于险资持股对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造成。在适度持股比例下,险资增持能够降低管理费用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并提高资产周转率,从而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持股超过一定比例将造成两类代理成本上升。有老师向许老师提出疑问: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是否会受行业差别的影响?许老师对此做了回答:险资的投资比例会对这个转折点造成较大影响,险资投资比例越大,转折点出现的时间会越靠后,相反这个转折点可能会向左偏移。
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的黄灿博士作了题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并购:中国的逻辑”的学术报告,相对等待期权假说,报告者基于中国情景提出了柠檬市场假说,并检验了柠檬市场假说和基于信息环境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整体上看,柠檬市场假说在中国更具有解释力,得出结论: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并购绩效越差。
来自暨南大学的叶德珠博士作了题为“投资经验如何影响投资绩效?——是提升经验还是减少偏差”的学术报告,报告提出,投资经验的累积降低了投资者遭受违约的概率,并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经验对投资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实现,但在减少投资者的行为偏差方面作用不明显。有老师提问,投资者所在的区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也可能存在影响,在进行投资经验如何影响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中是否考虑到该因素。叶老师对此回答,P2P投资者的信息一般不会披露,披露的都是借款人的信息,所以没有对该因素做相应的约束,但这也是一个启发,投资者也可能是借款者,论文后续可以对这方面进行完善。
来自厦门大学的汤旭东博士作了题为“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沪港通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的学术报告,其论文利用“沪港通”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沪港通”政策实施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结果发现:“沪港通”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汤旭东博士作出了以下两点政策建议。一方面,必须加强对境外投资者的引导与教育;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渐进有序的开放原则。论文讲述完毕后,有老师提出,企业对金融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可能受国内整体经济环境形势的影响,当经济增速下滑,国内缺少合适的投资机会时,企业就有可能偏向投资更多的金融资产,而不仅仅是受沪港通的影响,不知该论文中是否剔除了该方面的影响?汤老师对此回答:确实应该考虑该方面的因素,论文中采用了双重差分对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进行了剔除。
来自南京大学的王紫绮博士作了题为“Home-Country Environment and Firm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的学术报告,此篇论文主要讨论的是本国经济环境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企业对外投资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篇论文利用中国数据尝试从发达发展中国家视角来讨论企业直接对外投资行为。王紫绮博士解释到,由于我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情况,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经过中国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能够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王紫绮博士精彩的汇报得到了听者的热烈反响。
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的张晋华博士作了题为“QFIIs信息优势、投资业绩及其风险驱动因子研究”的学术报告,其论文选取2004年至2017年QFIIs季度数据,研究了QFIIs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业绩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QFIIs在中国A股市场可以获得超额收益;(2)QFIIs在我国资 产市场获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信息优势;(3)最后,文章分别基于LSY3、LSY4因子模型和经典的FF3、FFC4因子模型对比,得出了QFIIs获利的主要风险驱动因子。最后张晋华博士对政策制定者也提出了相关建议:要在政策上要不断完善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优化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更好地发挥股权市场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建议。最后听者想进一步了解其研究的启示,张晋华博士也细致的讲述了自己的理解。
第七分会场分以“金融市场”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此次,江西财经大学第三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分论坛一《财贸经济》征文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